坚持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之路
在长期执政实践中，我们党不仅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理念，而且探索出很多诸如“枫桥经验”之类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实现了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一次又一次重大飞跃。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就是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从中国国情和人民意愿出发，符合实践发展要求的科学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治理道路，是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制度最鲜明的特色。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此基础上，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也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一个突出亮点，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何谓“共建、共治、共享”？这三个词六个字凝聚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人民社会治理探索的集体智慧，既是对过去实践探索的总结，也是给未来社会治理的发展和创新提出的新目标和新要求。所谓共建，就是共同参与社会建设。在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过程中，党在发挥领导作用的同时，建立为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有序参与制度建设的落实机制。所谓共治，就是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参与权是人民群众的一项重要权利，也是人性需求的组成部分。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个人价值实现的愿望日益凸显，党和政府要为人民群众参与治理创造条件。所谓共享，就是共同享有治理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共享治理成果，既要让全体人民分享到改革开放创造的红利，又要保障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那么，进入新时代后，我们党为什么要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
这里不外乎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更加注重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强烈。我们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更好体现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差异化的需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另一个则是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的迫切需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我们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高风险防范化解的前瞻性、系统性、协同性，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由此可见，建立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对于确保党和国家事业蓬勃发展、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精神，横向构建共治同心圆，纵向打造善治指挥链，增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向心力，不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具体来说，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主要应围绕以下几个方面下力气、花功夫：
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坚持关口前移、源头预防，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关键是要把着眼点放在前置防线、前瞻治理、前端控制、前期处置上，通过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着眼于完善信访制度，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信息化、科学化，推行领导干部特别是市县领导干部下基层大接访制度，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信访工作新路子。坚持联调联动、多元化解，完善资源整合、科学分流、效力对接的制度机制，实现“三调”联动;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以多元的方式方法化解不同的矛盾纠纷。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完善工作体系、工作网络，根据不同人群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加强帮扶求助、心理疏导、法律援助，最大限度消解社会戾气，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增强社会治安防控的整体性、协同性、精准性，立足整体防控、协同防控、精准防控，建立健全平安中国建设协调机制，有效整合资源力量，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工作机制，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坚定不移走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之路，创新完善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制度机制，织密社会治安的天罗地网。三是提高社会治安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打造点线面均衡布局、网上网下交汇融合、人防物防技防有机结合、打防管控一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新格局;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开展防控工作、以法治方式解决治安问题，提高法治化水平;着力培养专业思维、专业方法、专业技术，以打击防范专业化应对违法犯罪职业化;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作为推动社会治安防控工作创新发展的强大引擎。
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建立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提高国家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推动应急管理从静态、职能管理向动态、综合管理转变，从灾害应对向风险管理转变，提高防灾救灾减灾能力。加强和改进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树立大抓基层、大抓基础的政策导向，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到基层。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善于总结提炼各地成熟经验做法，激发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抓好基层基础建设的重点难点，聚焦力量全覆盖，建好社区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等队伍，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推动社会治理力量落到最基层。要聚焦要素全掌控，实现对各类基础要素的精准掌控，增强基层干部掌握情况、化解矛盾、服务群众本领。
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统筹推进各领域国家安全工作，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建立健全国家安全风险研判、防控协同、防范化解机制，增强国家安全能力。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加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提高防范抵御国家安全风险能力，高度警惕、坚决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铜墙铁壁。
完善統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必须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总之，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之路，脚踏实地做好捍卫政治安全、强化治安防控、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公共安全、民生保障等工作，不断健全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从而确保全体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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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治理道路，是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制度最鲜明的特色。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此基础上，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也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一个突出亮点，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何谓“共建、共治、共享”？这三个词六个字凝聚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人民社会治理探索的集体智慧，既是对过去实践探索的总结，也是给未来社会治理的发展和创新提出的新目标和新要求。所谓共建，就是共同参与社会建设。在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过程中，党在发挥领导作用的同时，建立为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有序参与制度建设的落实机制。所谓共治，就是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参与权是人民群众的一项重要权利，也是人性需求的组成部分。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个人价值实现的愿望日益凸显，党和政府要为人民群众参与治理创造条件。所谓共享，就是共同享有治理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共享治理成果，既要让全体人民分享到改革开放创造的红利，又要保障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那么，进入新时代后，我们党为什么要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
这里不外乎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更加注重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强烈。我们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更好体现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差异化的需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另一个则是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的迫切需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我们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高风险防范化解的前瞻性、系统性、协同性，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由此可见，建立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对于确保党和国家事业蓬勃发展、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精神，横向构建共治同心圆，纵向打造善治指挥链，增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向心力，不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具体来说，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主要应围绕以下几个方面下力气、花功夫：
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坚持关口前移、源头预防，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关键是要把着眼点放在前置防线、前瞻治理、前端控制、前期处置上，通过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着眼于完善信访制度，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信息化、科学化，推行领导干部特别是市县领导干部下基层大接访制度，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信访工作新路子。坚持联调联动、多元化解，完善资源整合、科学分流、效力对接的制度机制，实现“三调”联动;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以多元的方式方法化解不同的矛盾纠纷。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完善工作体系、工作网络，根据不同人群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加强帮扶求助、心理疏导、法律援助，最大限度消解社会戾气，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增强社会治安防控的整体性、协同性、精准性，立足整体防控、协同防控、精准防控，建立健全平安中国建设协调机制，有效整合资源力量，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工作机制，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坚定不移走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之路，创新完善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制度机制，织密社会治安的天罗地网。三是提高社会治安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打造点线面均衡布局、网上网下交汇融合、人防物防技防有机结合、打防管控一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新格局;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开展防控工作、以法治方式解决治安问题，提高法治化水平;着力培养专业思维、专业方法、专业技术，以打击防范专业化应对违法犯罪职业化;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作为推动社会治安防控工作创新发展的强大引擎。
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建立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提高国家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推动应急管理从静态、职能管理向动态、综合管理转变，从灾害应对向风险管理转变，提高防灾救灾减灾能力。加强和改进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树立大抓基层、大抓基础的政策导向，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到基层。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善于总结提炼各地成熟经验做法，激发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抓好基层基础建设的重点难点，聚焦力量全覆盖，建好社区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等队伍，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推动社会治理力量落到最基层。要聚焦要素全掌控，实现对各类基础要素的精准掌控，增强基层干部掌握情况、化解矛盾、服务群众本领。
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统筹推进各领域国家安全工作，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建立健全国家安全风险研判、防控协同、防范化解机制，增强国家安全能力。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加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提高防范抵御国家安全风险能力，高度警惕、坚决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铜墙铁壁。
完善統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必须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总之，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之路，脚踏实地做好捍卫政治安全、强化治安防控、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公共安全、民生保障等工作，不断健全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从而确保全体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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